內容提要：蒙古族古典史書誕生之后，由于“秘不外傳”的規定，或只在宮廷小范圍秘傳，能讀其原著及知其歷史者甚少，這就使后來出現的《蒙古秘史》、《蒙古源流》、大小《黃金史》的個別翻譯及作者由來需要進行考辨。

關鍵詞：蒙古族；古典史書；個別譯文；作者由來；管見

      蒙古族古典史書誕生之后，由于“秘不外傳”的規定，或只在宮廷小范圍秘傳，能讀其原著及知其歷史者甚少，這就使后來出現的《蒙古秘史》、《蒙古源流》、大小《黃金史》傳播著英雄民族的社會沿革、生產方式、民族習俗、民族文化、民族英雄等，也為研究和認識蒙古史提供了極為重要的文獻，并豐富了中華民族的史料。誠然，我們深信，學者們在翻譯蒙古族古典史書時，他們是認真研究和仔細�？�，字斟句酌，力求精益求精的。但這些古典史書誕生之后，由于有“秘不外傳”的規定，或只在宮廷小范圍秘傳，能讀其原著及知其歷史者甚少，

這就使后來出現的《蒙古秘史》、《蒙古源流》、大小《黃金史》的個別翻譯者需要進行認真、細致考辨�；�于此，筆者對這些譯作中的個別譯法及原作者的由來提出自已的看法，敬請專家和學者指教。

一、《蒙古秘史》中需重新審視的個別譯文

《蒙古秘史》是記錄成吉思汗及先祖譜系、傳說、事跡的早期著作。就其寫作特色看，它不僅僅是歷史著作，還堪稱是古典文學名著。它是蒙古大汗命諳習畏兀兒體蒙古文字的宮廷官員，將蒙古人的口頭傳說、故事、歷史事跡、詩歌認真記錄，并加以文學加工、潤色而寫成的史書，成書應是1252年的憲宗蒙哥時期。成書后，作為歷史文學著作本應廣泛傳播，但因成吉思汗的口喻，《蒙古秘史》秘而不外傳。因而知其內容者甚少，甚而不知有其書。受其影響，致使作者也未能署名，導致人們只知道《蒙古秘史》這本書，而不知道作者為何人。內蒙古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蒙古民族通史》第一卷第六章，關于《秘史》文獻學研究中說：“《秘史》的作者問題。該問題有下面幾種說法：金井保三的塔塔統阿說，海涅士的失吉忽禿忽說，巴雅爾提出的必阇赤們的集體寫作說。[8]（本書475頁）我傾向于失吉·忽禿忽說。

《蒙古秘史》的翻譯是從明朝洪武年間開始的，宮廷為了培養大批能夠精通蒙古語的翰林譯員，讓譯員們把秘藏內廷的《蒙古秘史》里的每個蒙古詞逐一用漢字的音寫下來，在旁邊加上漢文的意思，然后，再把全句的意思總譯出來，這就是明初的音寫、譯注本《元朝秘史》。也是《蒙古秘史》第一次走出秘室面世的。

然而，面世后的《蒙古秘史》，個別譯文的內容還存在著考辨的必要。

第一，關于“蒼狼之說”。

在《元朝秘史》的第一節中，有這樣一段譯文：“當初元朝人的祖，是天生一個蒼色的狼，與一個慘白色的鹿相配了，同渡過騰吉思名字的水來，到于斡難名字的河源頭，不兒罕名字的山前住著，產了一個人，名字喚作巴塔赤罕�！盵2]（《元朝秘史》附錄在余大鈞《蒙古秘史》后506頁）這個翻譯的錯誤是十分明顯的，它是將兩個人名寫成了兩個動物名，

即蒼色的狼和慘白色的鹿，是他們相配了，產了一個人。這個錯誤的譯寫，因它的譯出者是有權威的宮廷名人，因而也就沒有人敢去懷疑它，一直謬傳了幾百年。后來，學者們將這段譯文理解為虛構的文學性的神話與傳說。還有的人附和著說這就是蒙古民族的圖騰，即將雄性蒼色的狼做為圖騰的象征，進而演譯成神話。2001年，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余大鈞先生出版的《蒙古秘史》譯注本的封底，就繪著一只雄狼的頭像，展示著他的喻意。[2]

1979年，道潤梯步先生據葉德輝《元朝秘史》本翻譯出版新譯簡注《蒙古秘史》時仍以文言文將第一節譯為 “奉天命而生之孛兒帖·赤那(蒼色狼)，其妻豁埃馬闌勒(慘白色的鹿)，渡騰汲思而來，營于斡難河源之不而罕哈勒敦，而生者巴塔赤罕也�！盵3]（1頁）但他對這段譯文做了加注說明，“天生一個蒼色的狼，與一個慘白色的鹿相配了云。這當然是正常人不會理解的說辭，無論狼與鹿不能相配，即使配了也不會生出人來。學者們為了論證這個問題，發表了種種議論，都是‘蛇足’。其實這不過是傳說中的兩個人名罷了。就同范文虎不是虎，藍田豹不是豹，馬云龍不是龍，巖井萬龜不是龜，毛鬧海也不是貞幣1賴狗一樣，只是人名而已�！盵3]（本書4頁）道潤梯步先生的觀點雖然只在注釋里，但應引起足夠重視或在新譯本中給予彰顯 。

第二，關于蒙力克與訶額倫及成吉思汗的關系

在余大鈞先生譯注的《蒙古秘史》中，在 “蒙力克父親”下有一個較長的注釋：“《秘史》原文為蒙力克·額赤格，旁譯 ‘人名·父’，額赤格為蒙古語父親之意�！�…也速該臨終時，只有蒙力克在他身邊；也速該便把妻子訶額倫和幼小的兒子們托付給蒙力克，請他照顧。蒙力克不負也速該的臨終托付，盡力照顧訶額倫及其幼小的子女鐵木真等。訶額倫在夫死后極為孤苦艱難的情況下養育幼小的子女們，得到蒙力克的許多幫助、照顧，從蒙力克那獲得無比的溫暖，因此聽從長子鐵木真的意見，嫁給了蒙力克，與他同居，共同生活了一些年。拉施特史集記載說：‘無論是遇到禍�；蚩鄻�，他(蒙力克)總是與成吉思汗一條心。成吉思汗讓自已的母親月倫嫁給了他；他與成吉思汗并排坐，坐在他的右邊，高于一切異密（等于那顏）之上（《史集》漢譯本第一卷第一分冊第273頁）。后來鐵木真長大了，事業愈來愈發達，訶額倫才隨鐵木真過，蒙力克也因前妻遺留有七個兒子，需要照顧，才與訶額倫分開，與自己的兒子們一起生活。蒙力克是成吉思汗幼年和少年時撫養他成長的養父，與成吉思汗的關系一直處得很好，故被尊稱為蒙力克·額赤格，即蒙力克父親�！盵2]（余大鈞先生譯注的《蒙古秘史》中67-68頁）

從這段有《史集》佐證的注釋里，我們不難理解，訶額倫嫁給蒙力克，既是尊從丈夫

的囑托，也是兒子鐵木真的意愿，故而，成吉思汗稱他為父親。這就足以讓人們誠信此事。但是，在道潤梯步先生的譯著里，并沒有盲從此事。他在第68節2的注釋里說：“我的孩兒，原文為察合，米訥，旁注為：孩兒，我的。即：我兒。是對隨身僮仆的昵稱，不是指自已的子侄�！盵3]（32頁）

道潤梯步先生的這個觀點，確實值得重視，其理由如下：

第一，說訶額倫下嫁蒙力克，既不合乎蒙古族習俗，又損害訶額倫的英雄母親形象。

第二，鐵木真稱蒙力克為父，那只是因為蒙力克和他父親是同齡人，又是他父親特別信賴的仆人。同時，也速該在臨終時昵稱同輩的蒙力克為 “我兒”，那么鐵木真應稱蒙力克為兄長，但鐵木真后來卻稱蒙力克為父。這表明，這只是一種關系密切的稱呼，即鐵木真不忌諱蒙力克是仆人的觀念，打破主奴思想的束縛稱蒙力克為父，顯示了鐵木真的尊長之風。

第三，在《蒙古秘史》里，我們可以看到，鐵木真多次稱脫斡鄰勒王罕為 “罕父”，那是因為脫斡鄰勒曾與他父親結過安答，是他的長輩，并沒有現實意義上的父子關系，只是一種禮貌式的習俗和常理。此外，有一個事實可以佐證，稱蒙力克為父那只是一種禮節性的稱呼。如鐵木真經過認真思考后決定處死挑撥離間并有奪取大權野心的帖卜·騰格里后，他仍稱帖卜·騰格里的父親蒙力克為父，還指責他說：“你不勸戒你的兒子的毛病，他想與我同樣掌握大權，所以他丟掉了性命！”[2]（余大鈞先生譯注的《蒙古秘史》中412頁）這表明鐵木真有時也指責蒙力克，并殺其子，說蒙力克是鐵木真的繼父有點牽強附會。

在道潤梯步先生譯的《蒙古秘史》里責蒙力克父曰：“不勸汝子之無狀，思與齊之也，乃致汝通天巫之首級矣。若知汝等如是性行，則依札木合、阿勒壇、忽察兒等為例矣�！盵3]（279頁）在道潤梯步先生的筆下，成吉思汗視蒙力克如札木合、阿勒壇、忽察兒等，無父子關系。

第四，更為重要的是訶額倫不可能下嫁給仆人蒙力克。從《蒙古秘史》可知，訶額倫嫁給也速該·巴特兒后連續生了鐵木真、合撒兒、合赤溫、帖木格四個兒子，又生了一個女兒帖木侖，每兩個孩子之間，間隔是二年。也速該·巴特兒死后，這位生育能力較強的女性就再沒有生孩子。如果真是嫁給了蒙力克，在那個沒有避孕條件的年代，訶額倫又正是生育旺盛期間，豈有不生孩子的道理？同時，蒙力克和他的妻子生有七個兒子，這也證明蒙力克完全有生育能力。如果他和訶額倫結婚了，又豈能不生孩子呢？此外，在《蒙古

秘史》里也從未提到訶額倫下嫁仆人蒙力克，這只是《史集》中的不可靠的一家之言，因為《史集》成書于14世紀初，而《蒙古秘史》成書于13世紀中葉，二者相差半個多世紀，且《史集》的作者又是不諳蒙古族習俗的波斯人或猶太人出身的伊斯蘭教徒。[4]（7-9）

綜上所說，《史集》中關于訶額倫下嫁蒙力克，而蒙力克成為成吉思汗養父之說很難成立。

二、大、小《黃金史綱》的作者有跡可尋

《蒙古黃金史》又名《蒙古黃金史綱》，全稱為《諸汗源流黃金史綱》，約成書于1627-1634年間，與《蒙古秘史》、《蒙古源流》并稱蒙古族三大歷史史詩。

1925年，北京蒙文書社以《圣成吉思汗傳》為標題刊印《諸汗源流黃金史綱》，1927年再版。1940年前後，北京文殿閣書莊分別以《黃金史綱》為標題重印了該書。1980年，在中國蒙古史學會年會上，朱風、賈敬顏依據《蒙古黃金史綱》譯注的《漢譯蒙古黃金史綱》用油印本發行與會者。同年內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留金鎖校注的該書蒙古文版本。①1985年，朱風、賈敬顏譯注的《漢譯蒙古黃金史綱》，由內蒙古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該書。但譯者在封面沒寫作者名，并在該書《引言》的開篇就指出：無名氏作。該書附錄二把蒙文稿全部附上，仍未寫作者名�！兑�言》在最后還特別提到：“此稿曾于1980年油印出版百余本，征求意見。感謝內蒙古大學烏蘭同志和內蒙古社會科學院張雙福同志認真校閱，潤色譯文，糾正失誤，他（她）們的勞績是可貴的�！盵5]這表明烏蘭和張雙福兩位學者當時也認可該書為無名氏歷史著作。

需要說明的是，1926年，外蒙學術會主席札木楊公在巴彥圖門遇察哈爾部的貴族永謝布的臺吉，從他那獲《蒙古大黃史》,1937年，此書在烏蘭巴托首次出版，作者是羅卜桑丹津，但這位臺吉無姓名，書從何處來，沒有交待。但這本書就是為蒙古族學者色·道爾吉在《歷史文學名著<蒙古源流>》的論文中多次寫到的《羅·黃金史》。在這篇論文中,他還對《羅·黃金史》與《蒙古秘史》、《蒙古源流》在寫作風格與內容方面做了比較,尋到多處不同，很細微與縝密。[6]（見《紀念薩岡徹辰400周年文集》340頁）。此書還是色·道爾吉的參考書目之一。[6]（見《周年文集》388頁）。

《羅·黃金史》在《蒙古民族通史》四卷（內蒙古大學出版社出版）434頁首行也稱《羅·黃金史》為小《黃金史鋼》。[8]

1937年這個版本與1985年內蒙古人民出版社的版本已相隔近50年。從學術傳播和交流常規來看，朱風、賈敬顏和其他專家學者不會不知道這個署名作者名字的版本，但他們仍在其譯著上寫上“無名氏作”這四個字。他們絕對是慎而又慎，窮源溯流后才不得以寫上“無名氏作”的。這就是說，所有人都在渴盼尋到朱風、賈敬顏依據《蒙古黃金史綱》譯注的《漢譯蒙古黃金史綱》的真正的作者。

值到2002年，《蒙古民族通史》一至四卷由內蒙古大學出版社出版，仍認為《蒙古黃金史綱》是無名氏歷史著作。[8](三卷401頁正9行)

然而，在2002年之前，實際上已有學者探討過《蒙古黃金史綱》的作者。例如，蘇聯學者普契柯夫斯基的《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所藏<蒙古源流>抄本六種》一文就探討過此問題。②我認為，此文的觀點值得重視，或者說它有助于我們揭開《蒙古黃金史綱》作者的謎底，其依據如下：

第一，普契柯夫斯基的論文專門探討了《蒙古源流》六種抄本（或木刻本），并證明這六種抄本均為鄂爾多斯歷史學家薩岡徹辰所著。

第二，六種抄本的內容雖然有所不同，但差別也不大。例如，“書號：F254，抄本標題是——《帝王黃冊》，它與第一抄本書號為f188的抄本就有許多共同之點。不同之處表現為：（1）有增添的字句（據施密特刊本增添），寫在長條俄國信紙（貼在抄本頁邊上）或抄本字行間；（2）添加了從漢到成吉思汗征服金國以前的中國史；（3）指出了康熙帝出生之年（1654年）及即位之年（1662年），及其即位初年的若干事件，例如將黃璽書與印章賜給西藏長官瓦齊爾可汗；（4）沒有書未結朿部分。[6]（218頁）這表明，六種抄本的每一種抄本，不是可以獨立成書的，它只是《蒙古源流》的一部分或其中的大部分。

第三，標有“第38號的抄本書名為《黃冊》，蒙古史，薩囊徹辰撰，鄂爾多斯�！痹摃�“在《從南蒙古來的資料青單》第38號上著錄此書曰《黃冊》，蒙古史，薩囊徹辰撰，鄂爾多斯。抄本，第263頁，（扎姆察拉諾手跡）。

“俄國中東亞研究委員會藏本第三組，第38號，1911年：鄂爾多斯；22X24厘米；卷頭一頁十130頁十封面一頁；有俄文頁碼（此頁碼將卷頭及封底也計數在內），每頁14行，中國紙，正文用毛筆書寫�！盵6]（218）

此后，作者還詳細介紹了此抄本的抄有者、收藏者，以及與f188抄本的詳細異同等。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把這個《黃冊》與朱風、賈敬顏所譯《漢譯蒙古黃金史綱》相核對，其內容居然大致相同。這表明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所藏《黃冊》，與中國所藏《蒙古

黃金史綱》是同一內容史書。

第四，《蒙古源流》原本是《印度、西藏、蒙古諸汗源流》，或稱《關于諸汗世系之珍寶史綱》。而《關于諸汗世系之珍寶史綱》與書號為f188的第一種抄本《關于諸汗世系之珍寶史綱》不僅書名相同，而且內容也基本相符�！按藭�記載了直到1652年的蒙古諸汗史。此前還記載了宇宙的形成和構造以及傳說中的印度和西藏帝王史。最有價值的是15-16世紀蒙古諸汗史及蒙古社會制度史方面的記載�！盵6]（210）到清乾隆時，有人將《印度、西藏、蒙古諸汗源流》或《關于諸汗世系之珍寶史綱》譯為滿文和漢文后，乾隆皇帝據其本意，為書取名，欽定為《蒙古源流》。

第五，烏蘭先生也認為，《黃冊》與《蒙古源流》有史源關系。她指出：“《古昔蒙古諸汗源流之大黃史》，一般筒稱《大黃史》或《黃史》。作者佚名。約成書于十七世紀中葉。內容大致包括：宇宙生成，人類起源，眾恭王至釋迦牟尼的印度簡史，吐蕃王統的由來及簡略系譜（頸座王的故事，下至金座王的五代君王的名稱），蒙古王統的由來（金座王的幼子孛兒帖赤那逃至不兒罕合勒敦山被蒙古人奉為首領）及歷史（孛兒帖赤那至林丹汗）�！洞簏S史》對于十七世紀蒙文蒙古史書所關注的重大歷史事件基本都有涉及，但與《源流》相比，顯得過分概括、簡略�！对戳鳌坊�本上沿襲了《大黃史》的創作模式和內容結構，并無大的突破，有些詞句或者段落甚至是直接從《大黃史》中照原樣移錄過來的�？梢哉f《源流》是在《大黃史》的框架基礎上，補充其它資料、增加了更多的具體內容而寫成的。因此，《大黃史》是《源流》最主要的史源�！盵7]（導論28頁）烏蘭先生還從這兩本書的框架結構、詞句段落、寫作風格等方面進行分析研究，得出的結論是：“照原樣移錄過來的”。[7]（導論28頁）

第六，我國學者已認可《蒙古源流》的作者是薩岡徹辰。③既然《蒙古源流》源于《大黃史》，既然我國所藏《蒙古源流》的原本《印度、西藏、蒙古諸汗源流》或《關于諸汗世系之珍寶史綱》，與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所藏書號為f188的第一種抄本《關于諸汗世系之珍寶史綱》書名和內容有一致性，那么，我們就有理由肯定《大黃史》或《黃史》的作者是薩岡徹辰�！洞簏S史》和《蒙古源流》成書面世后，因有簡詳之分，所以均為蒙古學研究者所器重，并將這兩本書與《蒙古秘史》合稱為蒙古族三大史詩或三大歷史文獻。

需要說明的是，在17世紀末，18世紀初還有一本也稱《黃金史》的史書，學術界稱它為《羅·阿勒坦·脫卜赤》，也稱《小黃金史綱》，色·道爾吉稱《羅·黃金史》，它的作者是羅卜桑（藏）丹津。一些學者稱它是一本價值特殊的史書�！按藭�不分章節，內

容上可分自古到16世紀下半葉的蒙古史和16世紀下半葉到17世紀上半葉蒙古史。作者在撰寫該書的第一部分時，利用了流傳在蒙古高原的《蒙古秘史》的某種傳抄本�！睹晒琶厥贰返奈肺狍w蒙古文原文早已散失，流傳至今的是特殊形式的漢文史籍《元朝秘史》。羅書收有《蒙古秘史》282節中的233節內容，雖說史文有相當多的修改和訛抄，而且個別節移錄不全，但它還是人們如今惟一能看到的《秘史》的蒙文原文。羅書的重要價值也即在此。第二部分的內容，即16世紀下半葉到17世紀上半葉蒙古史內容，大致與《蒙古源流》相同。作者寫此書的立場和目的，也與薩囊徹辰相同。他作為一名史學工作者和佛教徒，把蒙古汗統和印藏佛國王統聯系起來，到處流露只承認和維護成吉思汗黃金家族政權的思想。他對林丹汗的統一事業和滿洲對蒙古的征服只字不提�！盵8]（434頁）

烏云畢力格等學者的這段文字表述極為清楚，不僅指明 “羅卜桑（藏）丹津是《小黃金史綱》的作者，或《羅·黃金史綱》的作者，而且也認可《大黃史》及《蒙古源流》的作者是薩囊徹辰。進一步說，《黃金史綱》有“大”和“小”之分或兩種：《大黃史》是《諸汗源流黃金史綱》，《小黃史》是《羅·阿勒坦·脫卜赤》或《羅·黃金史》。既然烏云畢力格等學者認定《小黃史》或《小黃金史綱》的第一部分與《元朝秘史》或《蒙古秘史》有史源關系；第二部分與《蒙古源流》有史源關系，也可以說與《大黃史》有史源關系，那么，我們就可以認定，《蒙古源流》與《大黃史》的作者是薩囊徹辰，《小黃金史綱》的作者是羅卜桑（藏）丹津。鄂爾多斯就是兩種《黃金史綱》作者的故鄉。

三、對《蒙古源流》個別謬誤及譯文之管見

《蒙古源流》已被認定為是在《大黃史》的框架基礎上，補充其它資料、增加了更多的具體內容而寫成的，其中仍有一些史實舛誤及個別誤譯。烏蘭先生對《蒙古源流》有精深研究，但她對該書的一些史實舛誤都是加注提示，并無糾錯的具體說明，也未在譯者序或前言做專門說明來彰顯。此外，個別誤譯也未糾錯。筆者認為，以下幾個段落有明顯的糾錯的必要。

其一，烏蘭先生在《<蒙古源流>研究》第三卷中，對漢地之朝代沿革和皇帝更迭的史實舛誤只是加注提示，她在第88注釋中指出：“從此句往下的漢至宋的中原王朝皇統，d本已刪去。其中舛誤百出，于研究這段歷史無補。然而作為蒙文史書中的一部分內容，還是應該保留�！盵7]（159）我認為，保留這段內容當然是正確的，因為它是史書的一部分，

不可刪去。但僅僅加注提示未必妥當，還應該附上正確的簡要內容，或指明權威的具體的參考文獻。需要說明的是，這段史實舛誤在道潤梯步先生翻譯的《蒙古源流》中，被全部刪去，且無加注說明，這樣做也不夠妥當。

其二，“翻譯從前未譯出的所有經卷，該王在頭頂的每根發根上各系一條彩綢，令每條彩綢上各坐一個僧人，無比恭敬地供奉……�！盵7]（117）這段譯文有明顯的糾錯必要，因為，假如在該王的每個發根上各系一條彩綢，能系上去嗎？那要系上多少彩綢？還要在“每條彩綢上各坐一僧人”，這讓讀者無法理解。清譯《蒙古源流》說：“按盈發之數各系一哈達，各坐一僧人�！盵9]（80）此譯也不妥。道潤梯步先生在他的《蒙古源流》譯文中對此有糾錯說明，“每函之端各系一綾（簽），每綾之前俾各坐一僧，獻以無量之供奉……�！盵10]（76）這個譯法較為合理。

其三，關于“側室哈屯也去世了”之譯，烏蘭先生在書中第42條注釋中說：“這種說法僅見于源流，當是作者的想象之詞�！盵7]（146）顯然，她是否定了這種敘述。道潤梯步先生的《蒙古源流》譯本和清譯本所謂達合氏夫人相繼而卒。 [10]（110）但他在注釋里說：“王靜安先生校注云：《秘史》別勒古臺之母與孛兒帖夫人，同為蔑兒乞人所擄，非前卒也�！� [10]（111）顯然，道潤梯步先生對此也不予承認。這表明：兩位先生都發現了這個錯誤，但都沒有加注說明達合氏夫人為何未卒。

其四，關于持酒見主一事。烏蘭先生的譯文為“給他揣上兩瓶酒，帶他來見主上”[7]（155）一事，即面見成吉思汗揣著兩瓶酒。清譯本也是攜酒兩瓶而來。[9]（137）但道潤梯步的譯文是“令持兩桶酒來”。 [10]（131）究竟是兩瓶還是兩桶，出現了不一致之說。同時，在下文的敘述中，他們去見主上時，又與持兩瓶（兩桶）酒無一點關聯。這是傳抄中的失誤，還是丟失了相關的敘述，譯者應當對這個明顯的矛盾做補充說明，使其完善。

其五，關于供壇獻土地之事。烏蘭先生:的譯文是“并贈獻了失里木只城中建有功績的百姓和土地�！盵7]（234）；淸譯本譯文是“并塞勒木濟城之人眾�！盵9]（203）道潤梯步的譯文是“獻有功地方之人眾焉�！盵10]（198）但從原文上下文來看，在寺廟的供壇上獻上“人眾”和“土地”不切實際。人和地怎么獻上去呢？如果是口述供物，做一種許愿，獻上上述兩種供物還可說的過去。但這個明顯的問題譯者均無糾錯說明。

其六，關于主人賜出家人妻子一事。烏蘭先生的譯文是“賜給瓦只刺·土麥名叫兀罕出·陳壇的妻子，……”[7]（366）清譯本譯為“以烏堪珠沁丹與斡齊爾托密為妻�！盵9]（358）道潤梯步的譯文是“賜瓦齊爾·托邁以名烏哈珠·沁丹之妻，……”[10]（355）

這句譯文明顯不切合佛教常規，因為出家人不娶妻，主人更不應當賜其妻子，這是不敬。有可能是派給他一位侍奉的婦人，或者說這位女子已是他人之妻，讓她去做家務活兒。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錯譯？上述譯文均未加注說明。

其七，關于射胸膛一事。烏蘭先生的譯文是“阿爾禿斯人土蠻伯顏馬刺射穿了亦卜剌的胸膛�！盵7]（355）道潤梯步的譯文是“鄂爾多斯萬戶之巴雅里袞者，射穿伊巴里之胸�！盵10]（305）這句譯文中的被射者如果是烏魯斯·博羅特，才能與后文敘述達延罕征伐右翼之舉有因果關系。但上述譯文的被射者與后文的敘述連接不上，而兩位譯者也未給予說明。

除《蒙古源流》外，朱風、賈敬顏合譯的《漢譯蒙古黃金史綱》中也有個別譯文譯的不清楚，如“出征塔塔兒的帖木真旋師之際，訶額侖生了一個男孩兒”[5]（7）。但訶額侖生的男孩應當是帖木真，而當時的帖木真怎能出征呢？出征的應為也速該·巴特爾。又如，此書中附錄羅密所著《蒙古家譜》，有很多可汗妻妾之名似乎與部族名混用，如英宗格根汗所稱的“母曰弘吉喇忒哈吞”這句，弘吉喇忒是部族名，以此代人名是否妥當。[5]（220頁）

總之，《蒙古秘史》、《蒙古源流》、《大黃史》是學術界公認的蒙古族三大史詩或三大歷史文獻，但這三部史書的個別譯文、史實舛誤及作者由來等問題，還存在著一些疑點。有補正之必要。本文只是出于珍愛蒙古族的三大史詩，不愿它有任何瑖疵，因而寫此拋磚引玉式的一家之言。期盼這個領域的權威學者對此有專門的集中的考辯，使這三部珍貴的古典史書更加臻善完美，以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的精品獻給讀者。

注釋

②該文由余大鈞先生翻譯，原載于《蒙古史研究參考資料》第24輯，1955年12月；后載入烏審旗文集編委會編.紀念薩岡徹辰誕辰400周年文集[C].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

③如包額爾德木圖和烏仁塔娜譯的《蒙古源流》、道潤梯步譯的《蒙古源流》均醒目標明作者是薩岡徹辰著。

參考文獻

[1] 烏蘭�？�.元朝秘史[M].北京：中華書局，2001（另參見葉德輝�？�.元朝秘史.清光緒三十四年葉氏觀古堂刊本 12本（復印本）.

[2] 佚名著.蒙古秘史[M].余大鈞譯注.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3] 道潤梯步著.新譯簡注《蒙古秘史》[M].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

[4] 拉施特著.史集[M].余大鈞，周建奇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

[5] 佚名著. 漢譯蒙古黃金史綱[M].朱風、賈敬顏譯.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

[6] 烏審旗文集編委會編.紀念薩岡徹辰誕辰400周年文集[C]. 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

[7] 烏蘭著.《蒙古源流》研究[M].沈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0.

[8] 伊克昭盟《蒙古民族通史》編委會.蒙古民族通史（第四卷）（至十七世紀上半葉到十九世紀中葉） 烏云畢力格等編[M].呼和浩特: 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

[9]薩岡徹辰著.《蒙古源流》[M].包額爾德木圖、烏仁塔娜譯.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20.

[10] 薩岡徹辰著.《蒙古源流》[M]. 道潤梯步譯.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16.

作者：甄達真，鄂爾多斯學研究會資深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