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元代的國家體制，從成吉思汗1206年稱汗，建立大蒙古國，到1368年元朝解體，總體上實行的是成吉思汗黃金家族的集權制，輔助于分封制，延續162年。中統紀年之后，忽必烈力行行省制，強化了中央集權，形成大元一統的強盛局面。

成吉思汗初建千戶制

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國，建立千戶制，將全國的人民和土地劃分為95個千戶，由大汗分別授予與共同建國的貴戚、功臣，任命他們為千戶的那顏（首領），使之世襲管領。千戶下分為若干百戶，百戶下為十戶。 
　　千戶作為基本軍事和地方行政單位，取代舊時的部落或氏族結構。通過分編千戶，部眾都在指定牧地居住，不許變動。國家按千戶征派　賦役和簽調軍隊，所有民戶都在本千戶內登記戶口，負擔兵役和差發。

成吉思汗任命木華黎為左手萬戶，管轄東邊直到哈剌溫山（今大興安嶺）方面的諸千戶；博爾術為右手萬戶，管轄西邊直到按臺山方面的諸千戶。萬戶只是軍事統帥。蒙古汗國的最高統治集團是成吉思汗的“黃金家庭”，全國人民都是他們的臣民。 
　　約在1214年前，成吉思汗將蒙古東北部、斡難河、怯綠連河中游之地，分給諸弟拙赤合撒兒、合赤溫、鐵木哥斡赤斤、別里古臺四家作為封地，合稱“東道諸王”。各由其子孫一人繼承。這四個兄弟家族成立了四個兀魯思（國家），是大蒙古兀魯思內的封國，有相對獨立的地位。

成吉思汗諸子的封地：長子術赤的領地是從海押立和花剌子模地區，擴展至撒克辛和不里阿耳極遠部分。次子察合臺所受領地從畏兀兒國伸延至撒麻耳干和不花剌。三子窩闊臺的領民地是葉迷立（今新疆額敏）和霍博（今新疆和布克賽爾）。幼子拖雷的領地是蒙古本土，克魯倫河至按臺山、吉利吉思、謙謙州地區包括在內。術赤、察合臺、窩闊臺三支宗族稱西道諸王�！� 
　　此外，受分封的還有姻族一弘吉剌、亦乞列思、汪古、斡亦剌等部貴族和勛臣。最親信那可兒（伙伴）木華黎、博爾術、博爾忽、赤老溫、忽必來、者勒蔑、哲別、速不臺、畏答兒和術赤臺，合稱十投下。姻族領有本部軍隊和百姓，有自己任命千戶長的權力。這此貴戚也形成了幾個半獨立性的藩部。勛臣的分封，要比貴戚低些。不論貴戚或勛臣，都不能與“黃金家族”齊等。所有領地都是大汗直轄的區域。受封的貴戚和勛臣都稱為投下�！� 

1234年滅金之后。窩闊臺按照蒙古體制，將所得的中原漢地城子百姓，下令實行分土分民。史稱“丙申年分土分民”。蒙哥于丁已年（公元1257年）也進行分封。忽必烈建元以后，用政府法令重申成吉思汗及其后三個繼承者實行領戶分封。

窩闊臺主政時期，蒙廷曾于1233年和1235年兩次統計漢地等處戶口，得民110余萬，還吸取遼金“二稅戶”的方法，在漢地施行五戶絲食邑分封制度。所授食邑民約占中原戶數的70%以上。

按照規定，這種分封是“賦為二等”，治權歸有司，由諸王投下和汗廷共享其權益。這實際上是大汗在承認諸王宗親的軍前戰場所得利益的同時，又在一定程度上約束其自主權，加強朝廷集權的重要策略。

五戶絲食邑制度并未得到徹底執行。諸王依舊在中原漢地食邑行兀魯思領地舊制。自行任免課稅官，“各征其民”，而且委任封拜食邑官吏，所任官員需對諸王履行納稅、朝見等義務，幾乎等同于諸王的私人屬下。諸王還能層層分封食邑民戶，與之保持緊密的人身隸屬關系。

忽必烈宗王出鎮制與行省制

1260年，忽必烈繼承皇位。建元中統。適應中原局面，同時又保留蒙古貴族利益的專制政權。對原分封制進行調整，將其限制在不威脅朝廷的范圍之內，成為忽必烈政權建設的要務。

中統年間，忽必烈開始建立從朝廷到地方的漢式官僚機構，并對投下五戶絲制做了部分改變：改五戶絲為中書省“關支”，一度廢除投下達魯花赤。

隨著形勢的變化，皇權與藩權的沖突越來越明顯。就趨勢而言，為了集中皇權，忽必烈不得不實行由溫和到強硬的削藩策略。在徹底削弱漢人世侯的同時，朝廷對蒙古諸王也采取了一系列的限制措施。

至元初年，為以親馭疏，捍衛朝廷，忽必烈接受大臣的建議，相繼分封諸皇子為王，出鎮西北、西南等地。即寧遠王闊闊出鎮漠北，云南王鎮云南，鎮京兆。西平王奧魯赤鎮吐蕃。爾后，如皇子愛牙赤，鎮南王脫歡，皇孫鐵木耳、甘麻剌等，則分鎮河西、江淮、漠北等地。

經朝廷削權后，皇子安息王等諸王的權益發生顯著變化：在昔憲廟大封皇室，以世祖母地國之關中、、、、、詔立皇子為安息王。以淵龍所國之、、、、、其時犍河之外，秦固內地。教令之加，于隴于京，于蜀，于羌、、、、承制行之。自余商賈之征，農畝之賦、、、、、不入王府，悉邸自用（《牧庵集》）

這段記載已經說明，安息王忙哥剌“胙土關中，秦屬夏隴，悉歸控御”。其轄地包括兩部分：一是安息王“教令之加”的川、寧、甘、陜等地；一是他從忽必烈處繼承的關中分地。前者僅是安息王“控御”而非其“胙土”（皇帝賞賜的私人領地）。

至元十七年，也就是安息王去世后第二年，忽必烈“罷其王相府”，恢復甘肅、陜西、四川三行省。至元二十年，朝廷又派治書侍御史杜思敬“出為安息路總管”。原四川行省左右司郎中呂戜先后調任順慶路同知州和華州知州。表明了安息王“控御”地區的各級官吏，此時已經由朝廷委任的流官出任。

元成宗初年，朝廷核實安息三道軍籍，并設置陜西蒙古軍都萬戶府轄治陜甘蒙古軍；建立陜西等路諸站總管府，管理轄區內站赤。所以成宗才有底氣說：“賦稅、軍站、皆朝廷所司，唯行王傅事�！�

經至元中期朝廷的削藩，安息王等諸出鎮皇子的權利已經大為削弱。云南王、北平王、寧遠王，也發生類似情形。如寧遠王、北平王的部分軍士被強制編入朝廷軍籍；云南王的轄區，至元十一年起改由行省管理軍民，宗王斷事官參議行省政務，“政令一聽賽典赤所為”。

后來，朝廷又相繼在諸王轄區設置行省，宗王出鎮出現三個特點：出鎮委派，世代相傳與流動性并行；宗王轄區多歸朝廷直接管轄；宗王在轄區與行中書省分權而治。

　元代中統、至元間的創置，奠定了有元一代制度。在以“藩邸舊臣”為核心的中原知識分子參議下推行“漢法”，同時保留能充分保障蒙古貴族特權地位，確立了封建的中央集權制統治體系以及相應的各種典章制度。

元朝厲行行省制度，有的也兼顧了蒙古舊制，如探馬赤軍中的奧魯（老小營）建置。漢地戶口的一部分直接領屬于大汗，一部分被大汗分封給諸王、宗戚和勛臣。由朝廷把主持軍事、財賦征斂的部分官員和監臨各級地區的達魯花赤派到各地地方政權。

　　 元朝時期的官制

　　 元朝的軍、政統治機構，主要由中書省、樞密院和御史臺構成。中書省領六部，掌全國政務，樞密院掌兵，御史臺掌督察。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三年(1266)設制國用使司，總理全國財政，以后一度成為與省、臺、院并立的最重要的國務機構之一。至元七年，罷制國用使司，立尚書省，統六部，并改天下行中書省為行尚書省。中書省建置雖仍被保留，但實際上已改由尚書省總領國政。至元九年，罷尚書省，以其職權歸并中書省。至元后期和武宗至大年間，元廷又兩次立尚書省，分別歷時五年、三年，以“理財”為施政中心。

主持全國釋教及吐蕃地區軍、民之政的宣政院，由于職掌的特殊性，自成系統。蒙古國初期，即置札魯忽赤治天下刑政。隨著元朝國家機器的完備，設大宗正府為札魯忽赤官署，主要治理諸王、駙馬、投下蒙古、色目人的刑名等公事，時而兼管漢人刑獄。在宗教、文化方面，元代比較獨特的中央機構還有管理也里可溫的崇福司、掌回回歷法的回回司天監、蒙古翰林院及其所屬蒙古國子監等。

地方最高行政機構，在忽必烈即位之初，為十路宣撫司；同時，他又委派重臣以都省官“行某處省事”系銜，到各地署事，行使中書省職權，簡稱行省。至元后期，行省官員不復以中書省官系銜，行省逐漸由臨時性的中央派出機構定型為常設的地方最高行政機構。除“腹里”（河北、山東、山西）直隸于中書省，吐蕃由宣政院轄理以外，所置有嶺北、遼陽、河南、陜西、四川、云南、甘肅、江浙、江西、湖廣等行省。在距離省治較偏遠的地區，分道設宣慰司，就便處理軍民事務，“與職民者，省治之；職軍者，院臨之”。邊陲民族地區的宣慰司、宣慰司都元帥府及其所統路府州縣或宣撫、安撫、招討等司，多參用當地土官任職。御史臺在地方上也有相應的分設機構，即監臨東南諸省的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簡稱南臺）和陜、甘、滇、蜀地區的陜西諸道行御史臺（簡稱西臺）。中臺和兩個行臺下各設若干道肅政廉訪司（元初稱提刑按察司），定期檢查各種案卷帳目，監督糾劾各級官吏，復按已審案件。

從元太祖成吉思汗到元世祖忽必烈，再到元惠宗妥歡帖木兒，歷經一百六十余年，承襲罔替，黃金家族一直是政權的掌控者。各大汗國一直是附屬于朝廷，某個時段某個從屬地也發生過一些不和諧，或者是激烈的爭戰，但或松弛或緊密，或強力或弱勢，仍然保持黃金家族朝廷的一統局面。分封制一直伴隨，行省與集權制漸行漸強，迎來了大元一統的強力發展。